“自2018年12月14日美国正式掀起对华贸易战以来，中美经贸关系在艰难中度过了六年多的时间。作者朱恒源表示，中美两国围绕贸易、技术、人才的争拗，究其本质，其实是范式变迁所推动的全球产业大重组过程中张力和冲突的体现。”
何为范式变迁
根据对社会的影响程度，英国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SPRU）曾对创新有过一个比较经典的分类：渐进式创新、根本性创新、技术系统变迁，以及技术-经济范式的迁移。
所谓“技术-经济范式的迁移”，是指在通用技术取得关键性突破后，相互关联的“技术族群”出现大规模创新，并在各产业渗透，其影响可扩展到经济的方方面面，并最终改变社会-制度结构，导致新的产业革命。也就是说，产业革命虽然发端于技术，但影响却遍及社会的每一个人，最终深刻地改变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形态。
在制造业的历史上，此前由技术变迁引发的产业革命，只有三次：机械化革命、电气化革命和自动化革命。以大家熟知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为例。在这次变革中，诞生了电力、汽车、化工等新行业，同时，零部件标准化及生产流水线化改变了生产组织方式，使得分工效率大大提升。像汽车这样原来只能为少数富裕家庭拥有的消费品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汽车的普及又使美国成为“车轮上的民族”，促进了城市的兴起。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物质极大丰富，社会进入消费时代，大规模生产、大规模销售、大规模消费成为了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特征。大型公司成为了影响社会的重要力量，并由此催生了很多新的职业——会计师、投资家、营销人、管理者等，蓝领与白领两大社会阶层的分化也由此发端。
具体到产业竞争格局来看，如果说原有的产业体系是在一个轨道上运行的，那么，当产业革命发生之后，新的产业体系将会在另一个（更加先进的）轨道上运行，新范式轨道上的领先者，不一定是原有范式轨道上的领跑者，而有可能是抢先移动到新范式轨道上的“跃迁者”。
还是以第二次工业革命为例。革命初期，与欧洲（特别是英国）比，美国的工业体系整体相对落后。引发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基本技术原理和发明，大部分都在欧洲发轫，但是这些产业技术，却在美国获得了迅速、全面、彻底的扩散，并相应地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技术社会体系。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替代欧洲，成为了全球产业的高地，一直持续至今。
智能化革命来袭
目前在全球初露端倪的，正是一场基于智能化的产业革命。这场革命，基于新的信息技术，包括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最终将形成生产设施在社会中网状分布，产能将会被多个商业主体共享，生产可以实现大规模的按需定制。这轮产业革命的结果将会形成用工业互联网连接的、辐射全球的新产业网络。从商业上说，这个网络出现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巨大的需求规模做支撑，要有足够多样化的产业网络节点为基础，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发展基于智能技术的新的产业范式。
产业革命虽然发端于技术，但技术落地却离不开具体的市场需求与应用场景。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产业革命发生时，相对于原有的社会结构来讲，技术都是过剩的，市场需求成为稀缺资源。因此，纵观历史，不难发现，产业革命发生时，创新要素往往是围绕需求活跃区域聚集的。这也是为什么第二次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基础发现和发明都在欧洲，但却是美国抢先完成了产业化的原因。彼时技术的超前发展超出了欧洲普通消费者的想象——“如果你问顾客，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会告诉你需要一辆更快的马车”。
同时，欧洲当时的社会制度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新技术的应用。例如，1865年英国通过“红旗法案”，规定汽车上路，必须有人手持红旗在前面开道，且汽车时速不得超过5英里。这种“马车优先”的制度，显然不利于新兴的汽车市场需求的形成。新的技术需要市场需求的“滋养”，也需要一系列面向未来的配套制度改进，才能以商业的方式，推动制度改进和产业变迁。
从历史经验看，范式变迁下新产业体系的形成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拼凑阶段，此时新产业体系较为粗糙，无论是效率还是性能都比不上原有范式轨道上的旧有产业体系，但只要对特定市场需求是可用的，就能在用户数量的积累过程中开启学习曲线。第二阶段是完善阶段。随着需求增长，产业链分工不断进步，不断完善。当达到某一个临界点时，原有范式轨道上产业体系的主体，会因为缺少需求慢慢逃逸到新体系中，进而让新系统完善得更快。到了第三阶段，新产业体系基本构建完成，同时旧体系也随之被解构了。一个新的产业范式体系由此形成。
中国产业突围的挑战与机会
在产业革命引发范式转移时，存在着不连续的、结构化的机会。而当下，我们正在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百年未有的全球产业格局重构的过程，是大盘变局、轨道更替的关键节点。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建立了基于自身的全球产业规则，领导控制全球贸易100多年，此外，基于技术端的领先优势，美国在过去长期积累中形成了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通过技术标准、专利授权等）。美国意图通过技术或者关键零部件的强力断供，以及并发动全球产业链对中国脱钩来遏制中国的产业升级。在极端情况下，这将迫使中国也开始建立一套自立的产业链系统，最后就是郭台铭所说的“一个世界，两套系统”，形成中美两国在产业链对恃的格局。这有可能会是一个必经的中间状态，也只能是一个中间状态，如果长以此往，必然是一个双输的结果。
目前全球贸易额非常大，2018年近40万亿美元，贸易品中2/3是中间品。全球产业价值链已然碎片化地在全球网络分布，各国在技术和产品上利益交织、相互依赖，这一格局一时半会难以改变，而中美两国在产业链上，更是如同连体婴儿，而今要生生分开，彼此都会很痛苦，就看哪一方能够在熬住疼的同时，率先构建出基于智能技术的新的产业范式，打开全球价值链利益格局重塑裂口。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规模巨大，发展速度快，市场需求多样性高，层次丰富。旺盛的需求可以为新技术的孕育和发展提供必需的规模门槛，多层次的需求则可以为不同的技术路径提供生长的土壤。此外，中国正处于消费升级的阶段，对新技术应用的社会包袱比较小，依托国内市场规模巨大的需求，将有可能在几个关键的技术领域率先走出这轮产业革命的端倪。
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也是中国的优势所在。中国有全球最为齐全的制造业产业体系，尽管在一些环节上还不够完善，性能上可能不够好——我们可以称之为“结构洞”，但只要能用，就可以先拼凑起一个完整的价值链，让技术用起来，让应用跑起来，产业界就获得了边干、边学、边提高的机会，产业链完善就有希望。
其他国家的企业，如英国、德国、日本等，在产业链的一些局部具有优势。在这轮产业革命中，他们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如果中美在产业链上全面对恃，他们少不得观望和犹疑。这个时候，哪一方能够能在主要的领域，首先完成新技术系统商业化的闭环，从而开启新产业革命的进程，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多的合作和支持。
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构筑了全球最大的一张制造网络体系，发展了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络，并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一大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商业、极具雄心的企业家队伍，因此有机会最先在全球演进出新产业网络，推动产业范式的转变。
产业革命带来全球产业版图的重构，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完成的，必然经过冲突，甚至是残酷的“超限战”。贸易谈判，少不了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只要“冷战是冷的”，刀光剑影就比血与火要好。但范式变迁条件下的产业革命，终究是未来。保有战略定力，坚持改革、开放和创新，拥抱而不是拒绝这场革命，才有未来。
朱恒源：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副系主任。